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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742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人京。
这年他四十二岁。
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
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
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
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
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感到万分失望。
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
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
角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镑言忽生，众口攒毁”
。
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事。
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
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
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
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
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
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
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
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人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
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
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
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
，无奈中途病还，未尝所愿。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人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
，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
所以后来李白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
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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