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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就是说，建构主义的核心主旨在于论证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生成关系。
但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直接对准现代主义的一元论、决定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倡导一种多元论、反决定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哲学理念。
让-弗朗索瓦·利塔奥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
[21]因此，“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达：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ihable）以及佯谬。
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
后现代科学将知识的本质改变了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改变的原因。
后现代科学所生产的是未知而非已知”
[22]。
不论是建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成功地克服现代性的经典传统……解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是最时髦的，但现在已经消退。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不能回答后现代社会的规范基础问题。
如果社会科学具有一个公共功能，那么这种社会科学就必须回答它的理论客体问题。
总之，后现代主义为激进的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但却不能回答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23]
于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应运而生。
大卫·雷·格里芬（DavidRayGriffin）在《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一书中指出：“当前，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类型被称为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
在一种类型中，偏重的是解构（destru）；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尽管也施行了很多解构，但偏重的则是建构（stru）。
后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直被正式地称为‘重构性的’（restructive），以便更清楚地表明预设了一种解构性的要素。
总之，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两种哲学中的哪一种更有理由被称为‘后现代的’，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每一方都可自称享有使用该词的优先权。”
[24]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如下纲领：我们预计目前的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从前的反现代运动主要是号召回到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中去，而不是呼吁向前进步；而人类的精神是不能够后退的。
第二，从前的反现代运动要么拒斥现代科学，对其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从根本上假设它是合理的；因而，这些运动所号召的基础只能建立在现代性的消极的社会和精神后果之上，而目前的运动把自然科学本身当作反现代世界观合理性的根据。
第三，对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目前的运动比以往任何运动都揭示得更加透彻。
第四，也许是最与众不同的是，目前的运动意识到了：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
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认识一个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
正因为如此，先前那些反现代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目前的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
[25]
这就意味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建构主义、解构主义各逢其时，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其问题。
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尽管问题百出，但毕竟是“建设性的”
。
正如格里芬所说：“我是根据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的观点而写作的……而且甚至乐意接受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作为这场运动的名称。”
[26]
[1]查尔斯·斯诺（ow，1905～1980）具有科学家身份，但又热爱人文科学，因而他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
他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博士和评议员、卡文迪许实验室红外光谱分析研究员、大学行政管理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企业顾问、社会活动家、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科学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册封的骑士和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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