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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与控制两个维度的划分，在Baumrind（1971）最早提出教养风格概念时就已出现，是用来划分教养风格的基本维度，但是即使是这两个理论界定较为成熟的概念也存在实证研究层面操作定义不一致的问题。
在许多亲子沟通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用来测量“控制”
的指标包括敌意策略、打断（intrusiveness）、过度保护、内疚、羞耻、关系退缩、命令（ands）、语言或行为垄断、过分溺爱以及在认知任务中接触儿童的游戏材料或给予太多提示（Rubial.，2002）。
显然，其中的许多行为已经是不同性质的，代表了不同含义，应该划归不同类型，但在观察研究中却被当作对同一概念或变量的测量指标。
同样的问题在“温情”
概念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质的行为被作为温情的操作定义，如低温情指退缩行为、不关心、拒绝，同时也指批评和消极行为。
这就导致同样是温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对孩子漠不关心，或者是对孩子有敌意；但这两种类型父母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却根本不同，这可能导致错误和矛盾结果。
例如，Burge和Hammen（1991）指出“敌对的”
父母经常批评孩子，而“抑郁的”
父母倾向于从孩子那里退缩。
除此之外，温情和控制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很大交叠。
例如，Rubin等人（2001）用“过分热切关注”
作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却包含了明显的温情成分；Woodruff-Borden等人（2002）在其研究中将明显的“退缩”
归为低温情，而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评为低控制。
这些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操作定义上的混淆不清，可能意味着那些在理论上被确立并已经为我们所接受的描述亲子沟通模式或教养行为的维度可能缺乏生态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实的亲子互动，所以我们在检讨观察研究操作定义混淆的同时，也应反思一下量表研究所依据的那些沟通理论中的概念体系及重要概念的界定是否存在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亲子沟通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
因此，目前这一领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提出界定更清晰、更易操作化的概念体系，并尝试借助这一概念体系实现亲子沟通模式和沟通行为研究的有效衔接。
（三）亲子沟通行为研究中的还原论倾向
还原论思想在亲子沟通行为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连续的亲子沟通行为序列肢解为单个的行为元素；另一方面，指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去背景”
的分析，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发生的具体任务背景剥离开来。
首先，正如上文所述，目前的亲子沟通行为研究通常会依据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中所提供的概念体系制定相应的行为编码系统，对观察结果进行分析。
这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理论概念的具体行为表现，但也导致本应以发现新信息和新知识为目的的观察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已有理论框架的限制，而丧失其在理论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也极大地限制了其对观察结果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目前最常见的亲子沟通行为研究的思路是按照既定的编码系统，对连续的沟通过程进行拆解，挑选编码系统中选定的行为（如控制、温情、过度卷入、消极反应、积极反应等）进行分析（Dumasetal.，1995;Hudson&Rapee，2001;Hummel&Gross，2001;Greorris，2002;Barrettetal.，2005;Siquelaal.，1996;Barrettetal.，2002;Rubial.，2001）。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论思想：通过将完整的沟通过程肢解为行为元素来获得对亲子沟通特征的理解，也违背了家庭系统理论所强调的“不可累加性”
原则，即部分之和并不等同于整体。
这种方法导致许多有价值、有意义信息的流失。
例如，波特和韦斯雷尔（2006）曾经比较了话语及行为片断分析与整体分析结果的差异，指出肢解话语和行为可能导致对行为主体意图的误解和对话语及行为建构性质的忽略。
整体的行为序列和过程对研究结果的巨大影响在有关攻击行为亚类型儿童的亲子互动研究中也可见一斑。
Capaldi（1992）、Capaldi和Stoolmiller（1999）的系列研究分别采用问卷法和观察法比较了纯攻击和混合攻击两类青少年父母的亲子沟通行为，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Granic和Lamey（2002）指出Capaldi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为问卷和对观察内容的总体评分，这个指标忽略了亲子沟通中重要的关系动力学特征，这可能是导致其得出无差异结果的主要原因。
于是，Granic和Lamey（2002）通过测量沟通行为的即时模式（而不是对行为元素分别评分或对行为进行总体评价），发现了两类儿童亲子沟通存在结构性差异。
其实，关注行为发生的过程及背景的影响已经被许多理论家强调过（如Bronfenbrenner，1979，1986），但却很少有实证研究系统地测量与行为发生及变化有关的动力学因素，如沟通行为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压力情境下的自动化沟通模式。
其次，在肢解连续的沟通行为过程中，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研究相对于量表和访谈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
或许那些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去除亲子沟通背景或研究所设定的亲子任务的研究都关心抽象的沟通特征或模式。
但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D&Weisz，1997），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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