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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一旦被集体劳动禁锢，身心总要日渐干涸。
队长一吹哨子就得出工，每日三节工，一切作物听从上级指令，收成交给公社收购站，户口固定在乡下，终年劳作，所得无几，极度的底层感。
我日夜盘算，走马灯般，设想种种可行的特长。
从高二始，每每同泽鲜行街散步，我总是要同她讲，一定要学一样东西啊，未来是严峻的。
严峻这个书面语出现在我们的倾偈中，很增添了端肃。
我买过一只口琴，但一直吹不成曲。
一只口琴就是县城青年全部的音乐生活，理想与文明、浪漫与梦想的象征，每个有想法的小镇青年都有一只从西门口文具店买来的不超过五块钱的口琴，哪怕不吹，仅置于抽屉或枕边……某日，我忽然痛感生活之无聊，于是，拿上五元巨款，从东门口沿着骑楼一路奔赴西门口的文具店……一只小巧的长形盒子，上海口琴厂，镀亮的琴身闪着银光，里面镶嵌细细格子，像春天刚出的竹叶绿，青青粲粲的。
回到家，我含着口琴吸气、吹气，口琴发出和谐悦耳的呜呜声。
口琴是我的秘密，我把它藏入床底的小木箱，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拿出来，我基本不吹，但有一只口琴藏在床底和没有是完全不同的，它提供了对未来的想象从而象征了未来，它是我未曾实现的特长，是隐藏的能量，是一只豹子，我召唤它的时候它就一跃而起。
这只口琴激励了我的奇思异想，在我的一技之长未能落地之时，我唿声间想到要成为一名作曲家，我按捺不住，马上就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泽鲜。
泽鲜从文良波那里借来了《怎样创作歌曲》，我异想天开地认为，凭自学就能来一首类似于《亚非拉叔叔阿姨请你到我家》，据说那就是一名四川知青写的。
我马上设立了一本音乐日记，以我在小学音乐课（实质上是唱歌课）学到的简谱谱曲，每日都在本子上写上几行。
那段我热衷用毛笔写日记，这本音乐日记也是用毛笔写的，有一首《万年青》，是自己写的歌词，而那些谱曲的符号，那些阿拉伯数字，那些短横与圆点，如同一些密码，过后自己也看不懂了。
“音乐日记”
仅持续了一个多月。
那是我一生中无数盲目莽撞的一小莽。
某日我和吕觉悟再一次谈论特长，我们时常在焦虑中。
对她而言，即使学会修单车也还是不够，而我，除了在文艺队跳过群舞一无所长……我忽然讲出了自己的口琴，我以为吕觉悟会大吃一惊，她没有吃惊，她应道：“系啊系啊，我亦买了只。”
我们在去往五金厂她家的路上，上一只很长的坡，是沙石路，我们的解放鞋在沙子上碾行，发出巨大的沙沙声。
吕觉悟也买了一只口琴，我木箱中的光芒暗淡下去，我很快在她家见到了她的口琴，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很快忘掉了口琴，插队的行李竟然没带上。
乡下天黑后到处都是黑筢邋的，屋里是豆大的火水灯，漫长的暗夜中我想念过我的口琴，但没几久又忘了。
后来我的口琴不知去向，崭新而来，崭新而去。
我仍觉得，这些微弱的瞬间养护了我……
泽鲜学画画。
县城的有志青年画画的不在少数。
我则打算好好写稿子，插队后，我被郑记者吸收进公社报道组，此路径顺理成章。
我和郑江葳都是报道组的，整整一年，我们每个夜晚都熬夜写稿，为了采用率更高，我们约定，无论谁写，一律署二人名字，李跃豆郑江葳，或者郑江葳李跃豆，如此，我们的名字就会频频出现在郑记者的办公桌上，进一步，出现在全县的有线广播网中（女播音员以一口介于广州话与圭宁话之间的官话播道：圭宁县人民广播站，宜家开始广播本县新闻，下面是民安公社报导员李跃豆郑江葳来稿……）。
我们奋力打开局面，春耕生产、修水利、平整土地、秋收、大战寒露风……写个不停。
狂热的愿望鞭打我们——瓦上队有个妇娘阉猪，真好啊，我们刚刚在公社听闻消息，立时就奔赴陌生的瓦上村，路生得很，两边的草一蓬一蓬的四仰八叉伸到路中间，一条细路像是陷在地里。
我们如同饥饿的豹子，嗅着气味一路寻去。
好得很，《半边天阉猪》，一个现成的题目从天而降，铺展在通往瓦上村的细径上，我们的头脑里出现了二号标宋（谁都不需要一个有新意的题目，广播站不需要，《广西日报》也不需要），我们已然生出野心，决意要向《广西日报》冲锋……我时常去郑江葳所在的覃上村，收工之后步行去，在她的蚊帐中并排坐住，她打手电筒，我仰头望蚊帐顶，你一句我一句，我讲她写，或者她讲我写，句句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不需要生动新鲜的语言，只认定这些陈词滥调，因它们是从报纸来的，报纸有强大的势能，有重量和光，我们追寻着——“谁说妇女不能阉猪，这是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
越像报纸上的话就越好。
蚊帐里诞生了我们的金句，我们心满意足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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