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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才能促进民族经济的自力更生。
然而，由于过早地输入了“工业革命”
，“外围”
国家的经济出现畸形发展，这也导致许多不发达国家尚未进入真正的自力更生阶段。
鉴于此，阿明提出，“外围”
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只有为“农业群众和城市群众服务”
，才能走向“真正自力更生阶段”
，摆脱对“中心”
的依附。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办到，因此，社会主义是“外围”
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外，阿明还通过对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分析了“中心—外围”
的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中心”
既可以借助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又可以借助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
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加重了“中心”
与“边缘”
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并增强了“中心”
的吸纳能力。
（二）依附理论与比较教育
20世纪60年代，依附理论开始应用于教育学，不久即被引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
1974年，卡诺伊出版了《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EduasCulturalImperialism）一书，标志着依附论观点开始流行于比较教育领域。
1984年在巴黎召开了以“教育中的从属性与相互依赖性”
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标志着依附论分析模式得到了比较教育界的认可。
至此，依附理论成为世界比较教育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马丁·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等。
下面简要介绍这两位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1.卡诺伊的依附论思想
卡诺伊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和经济学教授，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和比较教育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卡诺伊和莱文（HenryLevin）提出了著名的“国家论”
，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比较教育领域，卡诺伊率先实践依附论分析模式，并深入地分析了教育中的依附现象，进而推动了依附理论的发展。
1974年，卡诺伊出版了《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一书。
在该书中，他立足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教育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27]他认为，殖民地国家的教育是帝国主义国家重要的支配工具。
卡诺伊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是本国精英阶层和中心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是中心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
[28]上述观点将教育置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中来进行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
卡诺伊还提出：“渗入边缘国家的西方教育更多的是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的一部分，本质上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加政治经济控制相一致。”
[29]可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机构已沦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
然而，考虑到学校教育固有的解放本质，教育并不能完全殖民化，相反，它会培养出具有民族意识的精英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卡诺伊通过对西非英、法殖民地的史实的分析，具体阐释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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