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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这种学校说成是与生活、公益劳动和生产劳动脱节的“口头传授知识的学校”
，“使学生在学校时代就失去了把自己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可能”
。
1958年的教育改革就是想纠正这种偏重知识教育而忽视生产劳动教育的偏向，以适应当时升学和就业形势的需要。
二、1964年的改革
1958年的教育改革持续到1964年，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1964年8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忽然公布了《关于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在八年制学校基础上的3年的学习期限改为2年，并于1964年9月1日开始实行。
《决定》的条文很简单，表面上只涉及学习期限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中学结构的改变，普通中学年限的缩短意味着放弃职业训练，回到原来十年制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任务。
这次改革是突如其来的。
虽然1958年的教育改革实施不久，苏联舆论界就有反映，特别是学生的不满和家长的不安，到了1963年，报刊上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
但是苏联当局一直坚持改革，直到1964年4月16日，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法纳先科还在《教师报》上说：“在学校改革的这几年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根据关于学校的法律所进行的工作，已经产生丰硕而良好的成果。”
但是，仅仅过了短短4个月，苏联最高当局就做出了改变学习期限的决定。
虽然一再强调“绝不意味着回到1958年以前存在的十年制学校”
，但是这次改革还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从苏联报刊上反映出来的对1958年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来看，1964年的改革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1958年的教育改革严重地降低了中学的教学质量。
从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虽然知识教学的时间没有减少，但由于生产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只好增加每周上课时数并减少学习某些普通科目的时间，其结果是原来已经沉重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
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不少学生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学生中途退学的比率很高。
例如，1962年苏联学校退学的学生达50万人，农村地区学生退学的比率高达50%。
而退学的主要原因是留级。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最高苏维埃常委会上就提到学生的知识水平很差。
他说：“中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水平，没有达到一些学院和大学向中学提出的严格要求。”
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首先，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其次，对初等教育的意义估计不足；最后，教学方法效果不好。
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
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新生。
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
1965年3月，凯洛夫在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
他说：“看来在我国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
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加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
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
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1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这些讲话实际上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做了否定的结论。
事实上，所谓职业训练，基本上没有搞起来，而且搞得很混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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