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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党”
，患难与共，至死不渝。
如此严厉处置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为有清一代所仅见。
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
，因而“忧心京京”
，心灰意冷。
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
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
面对帝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
对于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择，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
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
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
三
关于张謇，胡适于1929年做过这样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伟大英雄”
“开路先锋”
，评价准确而充分，胡博士毕竟是明于知人。
在暗夜如磐、鸡鸣风雨时，能够像张謇那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通过个人努力，开创难以计数的名山事业，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确是屈指可数。
张謇一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身兼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
，而能“适于时代之用”
。
他把道德自觉、伦理规范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直接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
就身份来分，他属于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性。
他善于融各种角色及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并娴熟地运用于各项事业之中。
论其功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状元，他开创了一条由封建士子“学而优则仕”
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实业教育救国的新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他是晚清社会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业先驱的一个标本；作为出色的实业家，他摸索出一条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基地、农工商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南通模式。
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调查“最景仰之成功人物”
，张謇得票最高。
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认为：一曰纯洁，二曰创造性，三曰远见，四曰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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