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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当政权已有所改进时，弊端仍然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人会受压迫；还有很多人会遭受不公平的谴责；不满依旧会存在；不平等的统治依然占据着很广的面积。
因此他可以冷静地留意改良的进展；尽管这种进展是他衷心希望和竭尽其智力以求的。
这种进展可能比他所预计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涉及到更多的事项。
可以预期他会希望进展在一种温和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前进中实现，而不是靠猛烈的跳跃，也不是靠可能会使数百万人遭受危险，几代人遭到毁灭的剧烈震动来实现。
此时让我们简要地思考一下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革命产生于对暴政的愤怒，但是它本身却永远孕育着暴政。
引起愤怒的暴政不会没有其自身的党羽；而且，引起的愤怒越大，压迫者的垮台就越突然、越惨重，失败的一方心中充满的怨恨也就越深。
难免有人在被用暴力剥夺了财产和特权后而心怀某种不满。
这些人对于自幼培养出的，而且可能在不久以前还几乎被社会上一切人抱有的见解，怀有一丝留恋，这难道也不能宽恕吗？难道他们不得不在我认为应该改变自己信仰的同时改变他们的信仰吗？他们不过是停留在我们几年前所站的那个地方。
然而，这就是革命用最大的嫉妒来防备，用最严酷的手段来惩罚的罪行。
这种受到如此严厉斥责的罪行并不是由于对原则的放宽而产生的，也不是由于生活**或深仇大恨而产生的。
它不过是一种错误，一种在一个名誉清白、性情正直、见解高尚而胸襟豁达的人身上很可能发生的错误。
革命是由对暴政的极端厌恶激起的，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暴行却更为恶劣。
没有哪个时期比革命时期更加地与自由的生存不相容的了。
无拘无束的交流看法和观点往往受制于为害的反动势力，但在革命时刻，它受到了数倍于此的束缚。
在其他时候，人们不会对交流看法的后果如此恐慌。
但是在革命时期，当万物都处在危机之中时，即使是一个字的影响也是可怕的，随之就造就了奴隶制度。
哪里有这样的革命，允许人们对于它所要推翻的东西做有力的辩护，或者允许发表任何在极大程度上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不相协调的文章或议论呢？企图追究人的思想，并因人的意见而对其进行惩罚，这是所有专制主义中最可恶的；然而，这种企图恰恰是革命时期的一个特征。
革命的鼓吹者常常谈论说，“除了对他们施以严厉而刻骨铭心的报复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摆脱压迫者以及阻止新的压迫者代之而起。”
综上所述，有人说，无论是出于邪念，还是出于成见，只要还有人倾向于支持压迫者，就会有压迫者的存在。
因此，我们不仅须要恐吓狡猾的野心家，而且还要恐吓所有那些支持他的人，这些支持他的人要么是出于堕落的动机，要么是出于好意的过失。
因而，我们提议使人自由；而我们所采取的手段是以惩罚的恐惧感来影响他们，这种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严酷。
我们认为政权侵害得太多，而我们组织的一个政权却是在原则上十倍于它的侵害性，在行动上十倍于它的恐怖性。
难道奴隶制度是为了实现人类自由所设计出的最好方案吗？难道显示恐怖是使人们无所畏惧，不受约束，有魄力的最现成的方式吗？
在革命期间，研究和人类用来获得最大进步的具有耐性的思索活动都要中断。
这种思索活动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当人们无法预知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而意外的变动会不断发生的时候，这种思索活动是无法进行的。
这种思索活动需要悠闲、安静、心平的性情；当人类所有的热情都漂浮着，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恐惧和信赖，忧惧和希望，沮丧和胜利的最强烈的刺激之下时，这种思索活动也是无法进行的。
此外，关于革命的趋向问题，之前已经谈到过，那就是革命倾向于限制我们思想的表达和给我们的研究自由套上枷锁。
另一种需要被提到的情况是革命精神的必然持续性。
这点可以由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政权更迭来说明。
如果我们严格地来看待那次革命，我们会庆幸这次革命所获得的利益（不论它是些什么）是以低代价的不流血的胜利换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可靠的评估，就必须牢记，这次革命是导致两次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原因，一次是威廉国王时代的九年战争，另一次是安娜女王时代的十二年战争；同时，这次革命也是分别于1715年和1745年发生的两次内部叛变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到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勇敢精神和侠义忠诚以及他们的悲惨的结局，这两次叛变就是值得诅咒的事情。
）然而，整个看来，这次革命却是温和的，成功的。
革命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双方都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这场斗争无法靠双方妥协或是耐心劝解来解决，唯有武力才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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