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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笃信自由意志的人由于他意识到如果将对真理的最明确的说明拿来同不听劝告的和难以驯服的意志的力量相抗衡时，也是虚弱无力的；或者，如果他真是言行一致的话，就会确信它实际上毫无作用；所以只能抱着微弱的和不明确的希望来劝戒或者纠正他的学生。
相反地，一个必然论者则利用真正的前因，并且有权利来期待获得真正的作用。
然而，虽然一个必然论者愿意提出他的意见，但他不愿意劝告，因为这个名词是没有丝毫意义的。
他会给思维提供动机，但他不会要求它顺从这个动机，好象它有力量服从或不服从似的。
他的任务将包括两个部分：展示追求某种目的的动机和描述达到那个目的的最简便的和最有效的方法。
想让我们看到任何同自由意志论相关的想法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基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那种想法通常的表达方式翻译成为必然理论的语言。
假设进行劝戒的想法经过翻译之后变成这样：“为了使我可能向你提出的任何理由产生适当的影响，你有必要对它们做公正的考虑。
因此，我要向你表明注意力的重要性，我很清楚，如果我能把这种重要性向你说得充分明白，你是必定会注意的。”
肯定地说，如果我直接将我期望用来打动他的真理强加于他，比起采取这种迂回路线的方式，似乎把注意力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能力一样，我的工作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事实上，注意力与我们对于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重要性的了解程度，永远是成正比例的
乍看起来，似乎只要我确信我作用的发挥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我只是我自身外部的诸多原因的一种被动的工具，我就会对以前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物变得漠不关心，失去所有看来同伟大事业不可分割的百折不挠和坚韧性。
但是，这可能不是真实的情况。
我越是将自己托付于真理的影响，我对它就越看得清楚。
我受到自由和任性，专注和惰性等问题的干扰越少，我的恒心就会越始终如一。
认为必然论的观点会在自己身上产生一种中立和漠然的态度，这是无理之极。
前因和后果之间的关联越是肯定，我就会越加愉快地从事勤苦艰辛的工作。
一般而言，深信自由意志论的人都对那些堕落到犯罪的人持有反感、怨愤和愤慨。
这些感情有多少是正当的，又有多少是错误的呢？德行和恶行之间的差异在两种相反的假说上都是同等存在的。
所以恶行一定会被拒绝，而德行则一定会被选择；一个一定受到赞扬，另一个必定遭到反对。
而且，我们对于恶行的厌恶在本质上和对传染性瘟疫的厌恶是相同的。
为什么通常我们会对一个杀人凶手比对他所使用的那把刀抱有更强烈的责难的感情呢，理由之一就是：我们在人身上看到一种比起从刀方面看到的更为危险的性质和引起恐惧的更显著的原因。
刀只是偶然地成为了恐怖的物体，但是相对于杀人凶手，我们多么小心地提防也绝不为过。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一条热闹马路的中心走路就远不如在道路边上走路那样安心，而在屋脊上走路就比在这两处会更加让我们反感。
因而，即使没有自由的想法，一般人也会被极大的恶行里引发起十分的恐惧和反感；若加上自由的想法，那就无怪乎他们一定会催生最强烈的憎恶感情了。
这些情感显然导致了关于惩罚问题研究上的一些主流看法。
必然理论会教我们把惩罚划分在我们拥有能够影响人类思想的一系列方法之中，并且可能会引导我们去研究它作为一种修正错误的手段的效用。
越是能表明人类思想受动机的影响，就越能确定惩罚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和毫无疑问的作用。
不过，必然理论会教导我们不要心安理得地去看待惩罚，还教导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选择将真理的发展作为克服错误的最直接的方法。
无论何时，只要是根据这种理论运用惩罚，运用它的原因就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任何固有的可贵之处，而只是因为它看来有助于实现普遍的功利。
相反地是，人们经常认为：惩罚，除了对其假定的功效之外，它对于罪犯来说也是罪有应得的，使痛苦和与相应的恶行相伴随是符合事物的本质的。
因此，人们常说，把一个杀人犯放逐到荒岛之上，使他凶恶的本性不再有发作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使人们对他持有的怨愤通过对他施加的某种真正的侮辱和痛苦来表达，这样做也是争取的。
与此相对的是，根据必然理论，罪恶、罪行、应得的惩罚和罪责这些名词，在有时它们被应用成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意义的这方面，它们是没有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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