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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前的税法的精神也是这样。
诸多规定似乎为那些微贱的劳动人民量身定做，而那些最有纳税能力的人反而可以得到豁免。
就因为这样，现在英格兰的土地税收入比一世纪以前减少了五十万镑，而与此同时每年的消费税所得却增加了一千三百万镑。
不论实际效果如何，这乃是一种把富人的负担转嫁给穷人的企图，这也就是立法精神的一个实例。
在这样的原则下，被视为头等大罪的抢劫及其它恶行是有钱人所不齿的，诸如此类罪犯将被处以最严厉、最残忍的刑法。
富人被鼓励联合起来执行最不公平和最暴虐的成文法律；垄断和专利权被毫不吝惜地分配给那些有力量购买的人；同时采取防范最严的政策来阻止穷人联合起来确定劳动的价格，并剥夺他们根据自己慎重考虑和判断来选择劳动场所的权利。
其二，执法的公正性不比其立法的公正性好到哪里。
在法国晚期政府的统治下，法官一职是可以购买的，一部分用于国王的明码标价，一部分是贿赂大臣们的秘密小费。
在这个“正义贸易”
的零售市场上，深谙此道者可以高价买到具有正义功能的优良品质。
对客户而言，正义已经公然成为私人请托的对象，一个有势力的朋友、一个漂亮的女人或者一件适当的礼物比有利的案情更有价值。
在英格兰，就审判本身来说，刑法执行得还比较公平；但在判处死刑的数目上和在应该多久赦免一次的问题上却开了恂情和舞弊的方便之门。
在同财产有关的诉讼下，法律的实施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在名义上的公平都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的大法官厅的诉讼期之长，从一个法庭到一个法庭的逐级上诉之繁，法律顾问、代理人、秘书、书记的巨大费用，起诉书、传票、答辩和二次答辩的草拟，以及所谓打官司的“胜败难定”
，所有这一切，常常会使人们认为放弃一笔财产比为它打官司更为明智，尤其会使那已经因之而穷困潦倒的原告不敢抱有取得赔偿的最渺茫的希望。
第三，政治制度通常所维护的生活境况上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抬高人们想象中的财富的优越性。
在古代的东方君主国家和现实的土耳其，显爵高位很少不引起盲目的尊敬。
胆怯的居民在官长面前瑟瑟发抖；觉得碰碰他那用以掩藏同样不光彩出身的“遮羞布”
都是对他的亵渎。
类似这样的原则，在封建制度下也是盛行的。
被看作庄园上的一种牲畜和无法控诉主人专横命令的奴隶，很少设想他自己也同样属于人类。
由此却造成了一种人为的不自然的局面。
人类有一种倾向去透过表面而深入观察，要求审查暴发户和成功者的资格。
由于这些原因起着作用，富人的傲慢有某种程度的减轻。
同时，就是在我们（英国人）中间，我们也不能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不严重的，不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
如果它以流行于世界上某些地方那样巨大的程度，完全使人类衰退下去，我们就会觉得有理由相信：即使在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较缓和的状态之下，它也仍然包含有最为有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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