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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
比如，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马上吩咐盐运使柴桢“代办”
贡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件。
这一次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计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
客观地说，如此频繁的进贡、如此昂贵的贡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抚的经济承受能力，逼着他们不得不去违规、违法筹措资金，勒索下属、收取贿赂等。
乾隆皇帝是聪明人，自然知道进贡给下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但他更关注封疆大吏们的忠诚度，他不在意贡品是怎么来的，而在意什么时候来、来的是什么。
事实上，乾隆拿到的贡品太多，塞满了整个紫禁城，最后造成了仓储难题。
他儿子嘉庆继位后，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
。
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直接扔到哪个不知名的角落去了。
但是，嘉庆皇帝认识到了问题，还是继续让大臣们贡献“粪土不如”
的贡品，这只能理解为皇权的自私了。
乾隆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喜欢出巡的皇帝。
他在位的这六十年中，外出巡幸超过了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两次半还要多。
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看看，客观上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还可以收揽人心、笼络官绅、整饬吏治等。
但乾隆的出巡过于频繁，且热衷游山玩水，地方官绅投其所好，不惜耗费巨资“接驾”
。
他们大兴土木，建造行宫，修葺园林，建设御道，收罗奇珍异宝、文物古玩进献给乾隆。
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盐商等富裕阶层或者主动捐献，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担了主要成本；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完全是动用公款，压迫百姓来伺候乾隆，腐败官吏趁机中饱私囊。
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劳民伤财，在晚年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议罪银，是指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缴纳相应数额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
封疆大吏犯了错误，缴纳从几百两到几万两不等的银子，以罚代法，或者被扣发一定时限的俸禄，作为惩戒，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乾隆把这个做法制度化、扩大化了，频繁地罚地方高官们银子，还允许督抚们提前缴纳一笔钱“备罚”
。
例如，浙江杭嘉湖道台王燧在负责西湖工程等事上，侵吞工程款，并有大量财产来源不明，总计查出有二十万两白银的不法财产，被“即行正法”
。
浙江巡抚王亶望负有领导责任，对王燧“唯言是听”
“不行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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