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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下议院的无情蔑视，是基于他作为议会记者的经历。
这种蔑视从未动摇过，从对伊顿斯威尔选举的描写，到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对帕吉斯特尔斯先生的采访[10]，再到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共同的朋友》（《德鲁德之谜》却不可作为最后一本书，这不过是一个垂死之人摆出的姿态而已）中的维尼林选举，无不如是。
这种讽刺有很多，且并不是单纯的讽刺。
狄更斯是第一个意识到并明确陈述以下观点的作家：致力于党的制度对下议院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在党内辩论中消耗了我们所有的改革精力和能力。
此外，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事，他们却只能商量出“为什么不能做”
的结论。
《工厂法》倒是很快就出台了，可尽管工厂和矿山的劳动条件很糟糕，这项法案竟然过了五十年才生效。
在狄更斯去世后，他们用了三十年才通过一项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但这很快就被军方富豪统治阶层否决了。
因此，这个问题就像两个野蛮部落之间的竞争一样，只能通过屠杀和烧毁房屋来解决。
19世纪中叶，狄更斯看到了这一点，并说了出来。
他肯定会遭到忽视，因为他不会支持议会，他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也会因而变得僵化。
欧洲不得不从艰难的经历中学到从狄更斯那里学不到的东西。
在议会问题上，他是他们的预言家，就像马克思是苏维埃的经济预言家一样。
然而，最近一位反对狄更斯崇拜的反动主义者宣称，他“从未走在大众前面”
。
马克思和狄更斯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样处在文坛，以此为业。
然而，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不同物种的生物。
狄更斯如果对卡尔·马克思有所了解，会和他一起被归为革命家。
革命家和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永久和自然的秩序，有些时候需要在有些地方进行改革，但本质上是良好且理性、正确且可敬的，非常合理，并将永恒存在。
而在革命家看来，现存的社会秩序则只是暂时的，充满谬误，令人反感，还不乏病态：是一种社会疾病，需要治愈，不能得过且过。
我们只要把萨克雷[11]、特罗洛普[12]和狄更斯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种差异了。
萨克雷以一种野蛮的方式痛斥统治阶级，这在狄更斯那里是很没有风度的。
萨克雷甚至不让笔下的统治阶级人物拥有在上流社会男女身上普遍存在的优秀品质和成就，他把他们塑造得卑鄙、不通文墨、不诚实、无知、阿谀奉承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而在狄更斯笔下，即使他会把贵族描写得可笑和无用，至少也会让他们有教养。
特罗洛普把萨克雷视为自己的导师和榜样，却没有萨克雷那样的对统治阶级的恶意，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平衡得多也更为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图景，从未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粉饰，尽管他允许笔下的上流社会充斥着腐化的男女。
但特罗洛普的政治观点只是乡间别墅和猎场上的政治观点，这与萨克雷一般无二。
因此，萨克雷和特罗洛普都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完全信任和认可。
狄更斯虽然能吸引所有阶层的人，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接受或认可，而接受他的只有那些或是善良或是愚蠢的上流社会男女，他们没有能力批评任何能让他们哭或笑的人。
有人告诉狄更斯，他不擅长描写绅士，《小杜丽》通篇都是废话。
原因在于，在他的书中，天堂般的伦敦西区似乎只是个愚人天堂，必须远离，而不是进入《启示录》中新耶路撒冷前不可缺少的预备学校。
只要看看百科全书，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对乡村绅士一无所知”
。
更贴切的说法是，狄更斯知道关于莱斯特·德洛克爵士[13]真正重要的一切，而特罗洛普则对他真正重要的一切一无所知。
特罗洛普和萨克雷可以看到荒凉山庄，狄更斯却能看穿它。
这对狄更斯来说可不是开玩笑，他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明白革命是如何从烧毁城堡开始的。
马克思和狄更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知道自己是革命家，而狄更斯则对自己的这部分使命没有丝毫意识。
年轻的狄更斯在律师事务所找工作，自学速记，从办公室的凳子上逃到了记者席，而年轻的托洛茨基和列宁，则有意直面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贫困，选择革命作为职业，资产阶级的安全与体面的每一种替代对他们来说都比狄更斯明显得多。
这就让我们想到，狄更斯虽然属于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阶级，可他本人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他和这个世界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这让他逃离了学校和大学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生活只会使平庸因印第安式的勇敢心态而变得复杂。
没有学校教育比得上拉迪亚德·吉卜林[14]和温斯顿·丘吉尔[15]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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