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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一针见血。
要说在他的笔下找到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那简直就像在育儿室里找鹦鹉螺一样不可能。
狄更斯的广大读者觉得这些人物太过古怪，因而不可能真实存在，继续把库德尔和杜德尔[27]崇拜为伟大的政治家，认为东印度公司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8]和斯帕克勒先生没有区别。
事实上，这种描写不仅太过滑稽而不可信，还因为太过真实而显得不可信。
但对狄更斯来说，这种滑稽一点儿也不有趣：真相太苦涩了。
当你嘲笑杰克·邦斯比[29]，或者嘲笑开瓶器的柄掉下来砸在克里克特[30]的下巴上时，毫无疑问，狄更斯会像街头顽童一样和你一起大笑，尽管邦斯比的结局很悲惨。
但当你嘲笑斯帕克勒或小巴纳克尔时，狄更斯却非常认真。
在他看来，如果英格兰要继续存在，他们两个都必须被扔进垃圾箱。
然而狄更斯从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
他是英国职业阶层的绅士，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上舞台，因为那有失体统。
他对革命者所知甚少，以至于当马志尼[31]拜访他并送上名片时，狄更斯十分困惑，推断这位素不相识的外国绅士是缺钱了，并非常好心地给他寄去一金镑，以免他来纠缠。
他发现了他暴露出来的所有不满，对运动没有归属感，也不希望与和他持相同颠覆观点的人联合起来。
为了让他的孩子们了解宗教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他写了《写给孩子们看的英国历史》。
这本书甚至没有孩子气的借口。
他还改写了福音传记，但他只是为了让小孩子对其进行贬低。
他最好还是把历史留给小亚瑟、马卡姆太太和戈德史密斯吧，并考虑《圣经》钦定英译本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非凡教育价值。
他不把自己视为革命家，可能也很少把自己看作文学艺术家。
他也反对《圣经》中的超自然观点，而这最终导致不可知论的流行，以及对达尔文理论的武断谈论。
这使这一代人忽视了这一事实的艺术重要性：在英国所有的文学能量都在充分爆发的时候，当时莎士比亚刚刚去世、弥尔顿刚刚出生，一群精心挑选的学者承担了把他们认为是上帝的箴言翻译成英语的任务。
在这种信念下，他们激发出了超常的能力，把原始文本变成了辉煌的文学杰作，这是任何凡人作家都再也无法企及的。
但是，19世纪要么不敢以这种方式看待《圣经》，因为这属于迷信；要么就是对盲目崇拜很愤怒，以至于甚至不允许所谓的《圣经》具有艺术价值。
无论如何，在狄更斯看来，比起受詹姆斯国王之命的抄写员所写的英语，他的小内尔[32]的风格更适合他的孩子。
他带他们（至少有一段时间）去一神论教派的教堂，在那里他们既可以持怀疑态度，也可以心怀虔诚。
但很难说狄更斯在形而上学或形而上政治学上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尽管他对上议院、下议院和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公务员制度的看法十分肯定。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他无话可说。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对他而言来得太晚了。
他本可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许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是独立的狄更斯派，这是一种非哲学的激进派，完全不相信民治政府，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外，他们同样完全敌视政府的任何其他利益。
他揭露了许多弊端，并热情地呼吁统治者纠正这些弊端，但他从不号召人民这么做。
他倒是有可能想到呼吁他们也去写小说。
狄更斯有很多孩子，为此给他自己和他不幸的妻子增添了很重的负担，而为了养活孩子和过富裕的生活，他被迫高强度工作，以至于英年早逝。
读者们无法忍受自己喜爱的作家迫于经济压力而苦苦挣扎，而这种压力往往与天才的冲动存在着极大的冲突。
这种压力在狄更斯身上比在许多穷人身上更强烈。
他有着坚定的资产阶级良心，这使他不可能一边自己去追求命中注定的道路，一边由着妻子和孩子挨饿。
狄更斯则深知贫穷的可怕，因而不会让自己的妻子经历他母亲所经历的一切，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给鞋油瓶子贴标签赚钱。
他必须取悦公众，否则就会陷入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对家庭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把对艺术的关注推到了第二位。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狄更斯的乐观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他对生活的真实看法。
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这足以表明，当他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他是一个忧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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