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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患有偏头痛和溃疡，而且胃口不好，”
他介绍说，“以至于家长们真的在考虑让他们的孩子这一周不要去学校，然后说‘够了，这件事我们不做了’。”
政客们通常把这些政策强加给别人的孩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些官员甚至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
时任纽约公立城堡桥小学家长会联合主席的道·特兰说，“他们令我们的孩子失望，还要求老师对孩子们的标准化测验分数负责。
一直以来，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些没有这些测验的学校，那些学校的班级规模很小，而且是以项目为基础、实践性、艺术性的学习—这正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拥有的啊！”
例如：为了吸引纽约市特权阶级家庭的孩子入学，许多优秀的私立幼儿园都强调他们以玩耍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理念，这些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25000美元甚至更多。
正如康科迪亚大学副教授伊莎贝尔·努内斯所说的：“让非教育工作者管理我们的学区和学校，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忘记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
任何一位发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孩子是通过玩耍来学习的。
在这个学科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教育工作者）玛丽亚·蒙特梭利、约翰·佩斯塔洛齐和弗里德里希·弗罗贝尔都是科学家。
他们认为教育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因为孩子们喜欢玩就凭直觉随意让他们玩。
早期教育的玩耍课程是适合儿童成长发育的，因为玩耍是孩子们学习的方式。”
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教育记者约翰·梅罗认为：不精通儿童发展的非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决定3到4岁的儿童如何生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孩子的生活中都不应该有测验。
他补充道，“儿童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探索、文化适应和乐趣而存在的。
老师应该观察孩子，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在早期教育阶段不应该有标准化的、机械化评分的测验。
不幸的是，许多教育政策制定者看重的是他们自己知道如何衡量的东西。
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阐明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们到底重视什么。”
2009到2015年间，《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一直被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所推行，直到其突然成为政治毒药，并被广泛（通常只是美化）“重新包装”
。
这显然是一些没有幼儿园老师或教育专家为其出谋划策的产物。
“这项标准的倡导者声称，它们是基于研究的成果制定的，”
《华盛顿邮报》2013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南希·卡尔松—佩奇教授和爱德华·米勒教授如此断言，“但它们不是。
例如：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幼儿园阶段掌握了某些技能或知识（如数到100或能够阅读一定数量的单词），那么以后将会在学校中取得成功。”
用非营利组织“捍卫童年”
的儿童发展专家的话说，这一结果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教育标准“列出了与儿童早期发展、思考或学习方式不匹配的离散技能、事实和知识；要求儿童学习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的事实和技能；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取代了儿童所需要的体验性、游戏性的活动和学习；贬低了儿童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玩耍、艺术、音乐、科学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性。”
一刀切的标准与学校和教师的惩罚措施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是不一样的。
一个孩子可能在5岁时就“破译”
了阅读的基本技能，另一个孩子可能要等到7岁时才会达到这一水平。
这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童年现实。
拜“反玩耍斗士们”
所赐，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若干学校中，五六岁的孩子几乎没有时间自然地活动和探索，每天被迫忍受长达6到8小时的“死记硬背”
的时间。
这远远超出了孩子们能接受的最大强度，也让真正的学习收益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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