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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被误诊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数量，超过了那些有普通临床问题的儿童。
这让该症状变得混乱，以至于没有人完全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
针对该问题撰写重要调查报告的《纽约时报》记者阿兰·施瓦兹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心理学公报》编辑斯蒂芬·辛肖研究了2001年颁布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影响。
该法案奖励那些在标准化测验中得分较高的州。
他发现，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通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测验。
在一些学校，这些孩子的分数不被计算在总平均分之内。
“也就是说，”
辛肖说，“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不会降低学区总成绩排名。”
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儿童的过度诊断。
2003至2007年间，一项针对《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早期实施阶段的研究显示，8至13岁儿童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从10%跃升至15.3%，仅4年就跃升了53%。
到了2011年，20%的高中男生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
2015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服务》学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问世后的几年里，将奖惩与标准化测验分数挂钩的州内，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小学和初中生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上升尤其明显。
研究人员总结说，这些测验“为教师解决和推荐有学习困难的儿童接受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治疗提供了激励”
。
杜克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前精神科主席艾伦·弗朗西斯博士认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过度诊断过多，其本身的定义“在应用过程中被淡化了很多，以至于现在它包含了许多成长发育各异，或不成熟的孩子”
。
他说：“这是一种叫作‘童年’的疾病。”
201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几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数据库后发现，年龄比同班同学大的幼儿园学生，与在（幼儿园接收年龄）截止日期前出生的类似儿童相比，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发生率显著降低。
从而，研究人员推断出，由于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种生理状态，其发病率在一个出生日期到下一个出生日期之间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变化。
他们的发现表明，一个孩子在班级中的相对年龄及年龄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概率。
换句话说，一些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错误诊断可能是由孩子对不适当的学习压力的自然反应所引起的。
正如行为神经学家贾克·潘克塞普颇有争议性的推测：“尽管少数儿童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但大多数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并没有临床相关的脑部疾病。
当他们玩耍的欲望受到阻碍时，许多人只是出现了社会服从行为方面的问题。”
潘克塞普写道，“对于幼儿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至少每天的第一堂课应该是休息时间。
利用那段休息时间，鼓励他们进行愉快的体育活动和积极的社交。”
他解释说，我们身处的后现代社会已经从孩子那里偷走了自然的玩耍，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和减少孩子们玩耍欲望的药物。
临床前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能以崭新的创造性的方式，让玩耍重新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注入能量，那么我们就可能大幅扭转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蔓延速度。
2003年发表在《学校心理学季刊》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理论，该研究发现，“在参与者没有休息的日子里，不适当行为的水平一直较高”
，而课间休息“可能会通过改善课堂行为或提高学术投入时间来潜在地促进学业成就”
。
我们中的一人曾亲眼目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多么常见，多么容易被误判。
当时，帕西正带着妻子还有两岁的儿子参加新英格兰的一个教育会议。
那是一个爽朗的八月早晨，帕西参加会议时，他的妻子和儿子与一位协助帕西的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散步。
午饭时，她小心翼翼地走近帕西，她表情严肃地问：“你知道你儿子可能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吗？”
她解释说，整个上午，她都注意到他儿子站不住或坐不下来。
她描述道：“他疯狂地到处乱跑，根本不专注于任何一件事。”
“但他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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