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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秦王府高参房玄龄、杜如晦任命为左右仆射，执掌枢机。
他任用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王珪、韦挺等原东宫旧属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让他们在朝中议事。
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唐太宗用人还善于因材施用，并不求全责备。
他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对人各取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再次，励精图治，兢兢业业。
唐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生活俭朴，勤于政事。
贞元二年（公元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一篇《封建论》，其中，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简要而全面地概括了李世民临朝听政的四个特点：（1）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图急功，不争近利，不劳民损兵；（2）不贪图玩乐游赏，每次早朝，用心听取各种进言建议，出言谨慎周详；（3）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辨别是非曲直，功过刑赏；（4）闲暇时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
毛泽东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不仅对这段原文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
另外，虚怀纳谏，广开言路。
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又是一种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
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
这种君臣关系，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待君以忠”
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
魏征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太宗的敌对力量。
但是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征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
，“知无不言”
，前后共陈谏200余事，唐太宗非常满意。
魏征死后，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
并作诗以志纪念：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里失位天良臣。
唯为掩泣云后台，空对余形无复人。”
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征说过：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也懂得片面性的不对。”
而魏征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对李世民所问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的回答。
唐太宗“甚善其言”
。
此事见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贞观二年》。
毛泽东对兼听与偏信是辩证地看的。
最后，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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